专访|人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新时代怎样实现经济新发展

2019年，新中国将迎来七十周年大庆。回望历史进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我们正在步入新的发展时代，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需要更深刻地理解改革的使命，把握发展的规律，增强应对短期波动的信心，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新发展。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接受《理论周刊》专访，就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徐诺金：人民有所呼，我党有所应。新中国的成立，宣示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几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胜利的喜悦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但是，全社会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经历了“大跃进”“公社化”和“文革”之后，农业、消费品工业、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严重滞后，居民生活困难，经济增长停滞，3亿人口基本处在贫困和半贫困状态，国民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要改变命运、要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成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分产到户”的手印，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上下同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从此，中国经济和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的时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是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78~2018年，我国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约34倍，年均增长9.3%，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尚不足3%；经济总量连续超过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8%提高到16%左右，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三次产业结构从27.7∶47.7∶24.6调整至7.2∶40.7∶52.2。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嫦娥等重大科研成果相继问世。

二是牢牢把握自身优势，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改革开放恰逢二十世纪50、60年代生育率高峰人口步入劳动力队伍，以及80年代前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国有企业、价格体制、住房制度、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等多个领域改革举措的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越来越充分的显现，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瓶颈被渐次打破，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口结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人口红利，由此带来了高储蓄、高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奇迹。1982~2010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从61.5%上升到74.5%，人口抚养比由62.6%下降到34.2%。1978~2011年，固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3%左右，经济活动人口年均增长2%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3%左右，使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

三是在开放中推动资源全球化配置，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顺应并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持续推进。2018年，对外贸易总量首次超过30万亿元，保持世界首位，实际利用外资13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外汇短缺国向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转变，外汇储备规模超3万亿美元。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并于2016年10月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积极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全球合作发展增添新动力。

四是坚持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人民生活面貌日新月异。改革开放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第一动力，不断朝着普惠全体人民的目标迈进。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数7.76亿元，较1978年增加3.75亿元，实现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228元，是1978年的165倍。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方略有力推进，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就。按照2010年标准，我国农村7.5亿人口已摆脱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从97.5%大幅下降至1.7%，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徐诺金：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下，清晰地勾勒出“两个十五年”的阶段性目标，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任务，作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重要部署。从“两个一百年”到“两个十五年”，从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到每一年的发展目标，从“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区域战略，到一个个具体的项目规划，党和国家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以强大的动员和执行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第二，人口与制度红利仍有深度挖潜的空间。尽管老龄化是我国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劳动适龄人口总量的下降并不代表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2018年年末，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89729万人，当年研究生在校生273.13万人，是2004年的3.4倍，高等学校在校生2753.59万人，是1982年的61.9倍，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生数量也于2017年达到2576人，是1982年的22.6倍。2016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3.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处于较高水平。2018年，我国日均新登记企业1.84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劳动者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劳动者剩余仍较充裕，当前的就业供需结构性矛盾也可以在广阔的市场中通过结构调整来化解。与此同时，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不断深化，减税降负力度空前，全要素生产率将伴随“破、立、降”的不断推进而提高，中国优势有望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实现重整和扩大。

其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既是差距，也带来赶超动力。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0.88万美元，在18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4位，与世界平均水平和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分别相差0.19万美元、0.39万美元，仅为美国同期的15%，实现赶超任重道远。从另一个方面看，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当前城镇化率尚不足60%，与高收入国家80%以上的城镇化率仍有较大差距，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巨大。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日本、法国第一产业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6%（2010年）、3.0%、2.9%（2012年）。按2017年劳动力总量计算，如果我国第一产业人口占比降至美国水平，可释放劳动力1.97亿人；降至日本水平，可释放劳动力1.86亿人；降至法国水平，可释放劳动力1.87亿人。全国2.88亿农民工如能顺利转型，不仅可以提振内需，还将有助于加快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据测算，如对务工15年以上约2500万农民工每人投资10.7万元，可带动2.68万亿元内需；若按10年以上计算，5400万人可扩大内需5.78万亿元；若加快完成1亿农民工转型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可扩大内需10.7万亿元。

再次，国内外多重挑战汇集加大结构调整压力。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仍未彻底解决，部分民营、小微企业深为“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所困，资源错配仍较严重。房地产市场大量房屋空置与买不起房的现象并存，多轮调控高度依赖碎片化的行政手段，非但没有真正稳住房价，反而破坏了市场运行机理，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财政体制改革还未充分适应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 “土地财政”转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等多领域问题交织，财政政策仍有较大发力空间。金融普惠发展不足，经济下行期资金供需同时收缩，货币政策传导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关键技术存在瓶颈，产品及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上升，外部输入性风险加大，贸易摩擦还将进一步通过投资和产业链，对国际经贸分工与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经济下行、市场波动与悲观预期间的负向反馈易加速风险暴露。需求端“三驾马车”乏力，投资增速由改革开放以来（1981~2017年）的年均20.2%一路下行至2018年的5.9%，投资率也由2011年的48%下滑到2017年的44.4%。消费增长放缓，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6.9%，较2009年回落10个百分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增大，企业生产经营仍不活跃。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微观主体信心不足，预期脆弱而易发散，亟待加强正确引导，防范悲观情绪通过投资、消费的收缩性调整加剧市场波动、总需求下降和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

实现我国经济新发展政策建议

徐诺金：我们必须按照“远近结合、标本兼治、以我为主、保持定力”的原则，近期以稳信心、转预期为主，远期以调结构、增动能为目标，在发展中优结构、换动能，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新发展。

一是强化坚持发展这一硬道理。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正确认识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规模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纠正“宁要质量、不讲速度”的片面认识。坚决守住6%~6.5%的经济中高速增长底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要实现“开门红”。加强正面宣传和引导，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二是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正确认识“三去一降一补”作为阶段性措施与扩总量、优结构、转动能等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千方百计扩大供给总量，提高人均水平。用改革的法治化、市场化手段推进供给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避免过度行政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损害。

三是抓住投资这个关键。正确把握潜在增长与现实增长的区别与联系，全面认识投资作为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的重要作用。加强补短板的投资，扩大政府投资，激活民间投资，吸引外国投资。紧扣国家战略，做好投资规划，加快实施重点项目，创新投融资方式，提高投资效率，通过稳投资来提振当期需求、强化未来供给，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四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促进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推动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GDP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确保其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的目标。用好信贷、债券和股权“三支箭”，凝聚“几家抬”政策合力，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适度提高赤字率，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增发中长期国债，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换。推动普惠财政，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全国统一标准的财力保障。允许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则对有收益保障还款来源的项目发债融资。

五是实施三大暖心工程。暖企工程。实施企业家关怀行动，对侵权行为依法查处，对冤假错案有错必纠。实施百千万困难企业特别帮扶行动，对有市场、有前景但暂遇流动性困难的企业进行特别帮扶，按照每个县100家、每个市1000家、每个省1万家的标准，各省、市、县建立特别帮扶企业名录库，对入库企业采取财政、金融一揽子特别帮扶措施，帮其渡过难关。暖民工程。对农民工，力争用3~5年时间，分批完成全国2.88亿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城市市民和城市主人的转型，近期优先解决务工10年以上农民工的问题。对市民，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加快相关改革，建立长期的制度性保障。对农民，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农村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和现代通讯等公共产品服务加大投入。暖外工程。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实行对等原则下的国民待遇，防止违法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干预或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

六是深化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深化房地产市场改革。在“房住不炒”的原则下实行分类调控，保持供给稳定，引导需求理性。对首套基本的经济适用型购房需求，提供低首付、低利率、长期限的信贷支持，无房家庭都可借此实现“居者有其屋”；对超越基本住房需求的家庭放开行政性限购，通过完善住房特别消费税进行调节；对无力购房的低收入者，通过政府廉租房制度保障“居者有其住”。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企业从完全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到自然垄断等非竞争领域和公共产品类市场缺位领域，完善治理结构，加强企业化管理，完善薪酬机制，激活企业动力。深化民营经济改革。在全部竞争性领域放开民营企业准入，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以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业，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使民营企业享受到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投资优惠政策。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以我为主、对等开放，重点引进先进技术、成熟经验，壮大自身实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运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成熟技术、适度资本的对外输出，通过调控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拓展发展空间，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